茫然不知的深圳（3 / 3）
工作两个月后，我对报社内部的情况也了解的更多了，知道我们正为之努力的报纸的出版许可并未得到上级明确的答复，只是试刊，至于先期的筹备费用是来自于深圳市委宣传部领导的支持。我于是明白管经营的梁总为什么脸色越来越不好看，花光宣传部的拨款，假如答应赞助的企业的款项还不到位，那会意味着什么呢。他很青睐广告部的人，特别是欣赏叫杨亭的美女，只有见了她，他才会有难得的笑容，我们都知道，杨亭不是刚从内地来的，她大学一毕业就来了，听说已经在深圳5年了，算老深圳人了，还听说她已经在四五家报社杂志社干过，现在也另有兼职。
我们终于出版了创刊号，按照赵总所说的部级大报的标准，很恢宏大气。头版头条是赵总写的《见面的话》，还按徐总的意思在头条下发了一个与形势相关的社论，版面的副头条位置是一幅上海杨浦大桥的巨幅照片，二三版打通，是一张以“中国对外开放形势图”做标题的中国地图，上面用标记勾勒出当时所有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内陆沿边开放市镇、长江沿岸开放城市、开放省会城市、保税区、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沿海开放地区等。瘦潘和我的文章都放在比较显著的位置，标题做的也很讲究。我们看了自己的工作成果，都非常欣慰高兴。但是，当我们看到梁总只投在广告版上的目光，我们就明白了，和那整版的广告相比，我们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是微乎其微的。据说杨亭这两个整版的祝贺创刊广告，一个是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的形象广告，一个是蛇口金利美领带丝绸有限公司做的整版产品介绍广告，为报社拿到了30万的广告费，而且梁总承诺可以提成30%，那就是9万元，好多呀，我要几年才能挣到这个数，假如拉到这个广告的人是我，那该多好呀！哇塞！我们真是很羡慕，羡慕杨亭的本事，羡慕她的仙鹤腿，甚至她脸上的青春蕾。
因为效益为先的原则，我们这些当记者编辑的，压力越来越大。报社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出去采访的，必须也要拉一个广告回来，否则不给报销差旅费。渐渐的，几个完全不可能创造出稿件之外效益的，梁总越来越不给好脸色看了。当听说他已经把原来一个安徽写黄梅戏剧本的老刘叫过去喝斥为白吃饭的以后，大家的心情变的低沉和烦闷起来。
就是在这样充满压力和打击的环境下，瘦潘、我还有苏亚渐渐的，竟然也学会了一边采访一边劝人家做广告，而且还小有收获。这就是人的生存能力，真可怕。刚开始，觉得难堪，自己都觉得不齿，还用有色眼神看人家杨亭和各种各样的男人打交道，现在怎么样，要想活着，只要放下你尊贵的自尊，否则，就跟老刘一样，回安徽写黄梅戏去。
这天上班，我在楼道碰见了一位我不认识的男人，看他岁数有五六十岁了，头发也花白了，我不知道他是谁正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他却神情和善地先冲我打了个招呼，我看他进了标示“社长”的房间，我很疑惑，他就是北京来的那位领导吗，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位姓姜的老总，因为他一直在北京办与报社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也没见到他。
我在卫生间冲了个澡，终于浑身有针扎的感觉不见了，我刚才从行李箱往外掏衣服的时候有点犹豫，我拿出了睡衣，但又放下了，那件睡衣太性感了，不太适合在男人面前显露，终于拿了一件还比较宽松的棉布裙子，觉得穿这件比较自然些。
但当我到客厅，没见瘦潘，却听见他在厨房忙什么，我走过去，他正给我煮方便面。我有点觉得那样，可是我确实饿了。他转身看见我的新装束，笑，说，你终于脱下武装了，这个样子才夏天。我有点局促他端详我身体的眼神，接过盛好的面转身到了客厅。
我已经忘掉了那个夜晚我睡的怎么样了，可能还好，因为我确实累了，躺下不久，好像就听见楼下的人声，已经快天亮了。我没顾上想蔡小北，这样的时候真的轮不上想起他。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履行我的职责，不到八点钟前我下楼，在我们住的地方对面很容易找到了卖早点的，是河粉和包子，我并不知道这里早上吃什么，只是没看见还有别的什么卖的。果然，那包子的馅我很不喜欢，又甜又腻，可是瘦潘吃得津津有味，连声说好吃，还说用不了多久，我就觉不出包子馅甜了，果然，一周后我真得觉不出来了。
早饭后，我跟着瘦潘去报社报到。
果然，通知开会，他真的就是姜总，会上我们又见到一位和姜总岁数差不多的徐总，也是从北京一家全国大报刚刚退到二线的领导，看主持会议的梁总的口气，好像除了梁总，他的位置应该是在另外的人之上的，当然另外的人也没别人，就是今天刚露面的徐总和分管我们编辑部的赵总。渐渐的，我们还发觉他们四位明显是分成两伙的，就是北京来的一伙，当地深圳的是一伙。我们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定自己的位，但实际上，不由自主地，从感情的角度，我们会倾向于和我们一样从内地来的姜总和徐总。可是，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倾向已经引起了梁总和赵总的不满，因为我已经听到风声，说梁总气哼哼地跟别人说我们不知道是谁给的饭碗。听到这样的话以后，我的情绪跟从前比低落了许多。但我还是按两位老总的嘱托，在我们租住的地方给他们寻到一套和我们一模一样的房子，是同一幢楼，另一个单元的二楼，为的也是照顾一下已经是老年人状态了的两位老总的生活，因为我也是偶然才发现的，姜总在北京时，家里有保姆，所以他连衣服都不会洗。但我们这种感情的倾向是单纯和幼稚的，甚至是比较不明智和愚蠢的，因为事实上，我们这样的文化打工者的生杀权利完全由深圳的一方全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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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是临时租的房子，临街的二层楼，一层是个私人诊所，我们在二楼，大概有七八个房间。编辑记者广告部还没单独分开，占据的是最大的房间，瘦潘和我进屋，看见屋里只来了两三个人的样子，突然有个女的站起来，冲我说话，我很纳闷，谁会在这里认识过我呢？抬眼一看，哎呀，真的看着眼熟，竟然是到深圳来那天边防站丢行李的那个女的。她叫苏亚，是沈阳人，也是通过应聘过来的。我这才仔细端详她，发现她有很白腻的肤色，一双很少见的长形的眼睛，岁数不大，但体态很丰满迷人。
我还在内地时，瘦潘写信告知我深圳正要成立这家新报社的事情，急告诉我赶快寄个人材料来应聘，机会很难得！说他们每个在聘的人只能推荐一个人来，说是由北京来的原来新闻出版署的领导还有几家中央级大报的老总们办的报，是部级单位，将来肯定有调深圳的指标什么的。我到报社时，虽然瘦潘他们先期应聘的已经来这里快有多半年时间了，但首期报纸还在酝酿中尚未出笼。我去那天北京的老总们都没在，瘦潘领我去见了两位执行副总，两位都很年轻，大概都没有超过三十五岁左右的样子。管经营的梁易，说是北广毕业的，戴着很漂亮的细边眼镜，人也清瘦，穿着很讲究干净，四川成都人，说起话来温文尔雅，脸上带着心思缜密的神情；管办报的赵近平明显东北人，人大毕业，身高体阔，皮肤很黑，外表看上去很粗线条的感觉，满嘴东北话声若宏钟，震的楼道嗡嗡响。我进屋时，他们正在商量什么事，打量我时，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感觉，就象是例行公事的样子，也没跟我说什么，我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回到了编辑部，这时才觉得屋里人又多了几个，瘦潘正式介绍我和大家认识。
瘦潘介绍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捎带着介绍是哪哪毕业的，什么地方人。我记得有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名牌站大多数，看来这个地方很看重出身，当时我就这么觉得。之后我很快发现这里更很看重同乡之情，特别是四川和湖南人，喜欢在一起说家乡话，很热闹，我却听不大懂。
我有点惶惑和惴惴然。不知道什么地方感觉不太好，想了想，也没有感觉出什么地方不对台。瘦潘却很兴奋，对现状和未来充满希望的样子。我却无论对现状还是对将来，都有些莫衷一是。
我开始工作，按照赵总的安排出去采访。刚开始时侯是和瘦潘一起去，他知道我对深圳还很不熟悉。后来赵总不允许两个人出去干一个活，说是浪费人力。我就开始一个人去了，结果发现采访时最怕遇见两种情形，一是怕采访不懂普通话的当地人，比粤语难懂的多的是说闽南客家话的，基本是一句话都不能沟通，所以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二是特别不愿意跟那些不知道原来都是干什么的两眼贼溜溜的生意人打交道，他们绝无内地人通常对记者的尊重友好，当他们知道你是个记者，脸上的表情就像是面对一个想骗他吃喝的乞讨者，充满了戒备和鄙视。假如不是这种叫你难受的表情，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满脸的色相，毫不遮挡。我非常奇怪，这种对职业身份认知的巨大反差缘自何处？在瘦潘还没明确回答出来之前，我却渐渐自己弄得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