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心成为有钱人（2 / 4）

直到下午六点，我期待中的电话还没有响。我看着房门，幻想出现我期待出现的人，门静悄悄的。我突然想到什么，急忙把窗户打开，看罗绍良的车走了没有。

车没有在，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没有听见发动车的声响。

我自己在空空的办公室呆坐着，心乱如麻。我知道我并不是爱上什么人了，我只是需要他。这种需要在目前来讲，比什么都重要。但我又情不自禁回想他近一个时期和我在一起的情形，没有感觉自己什么地方有什么过失，觉得他对自己的感觉正在升温，但他丝毫没有察觉我心思的状态，使我越想越觉得很失落。

我又想起蔡小北，不知道他出差回来了没有，就想马上给他打电话。电话打通了，我想起上回那个嗲嗲的女声，但却是令我心弦一颤的熟悉的男声，是蔡小北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留下的信息传达到他那里没有，刚要说话，蔡小北先说话了。他说他刚回来，已经知道了我的近况，那个接电话的女孩转告他了。

我们的车在深南大道上飞驰，我的心和身体如在飞翔的云里，又像在梦里。等绿灯时，我看着路上陌生面孔冷漠表情隔着车窗看我们的人们，他们的表情使我忽然百感交集。在他们眼里，坐在这个车里的人现在是以富人的姿态出现的，和他们的距离和远，和他们毫无关系，这就是贫富的距离，中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我回想起在南山住在南油大道边的一个地方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旁边正在盖建大厦，那是个黑夜也不停止打桩机轰响震荡的嘈杂工地，我看见施工队的招牌上写着是来自江西华西村的，一个当时在媒体上很负胜名的，说是已经富裕了的农村。可是我亲眼所见到的，是承受了十几个小时巨大工作量后极度疲劳的江西民工们，或蹲或坐围着一个带着黑锈的铁锅每人手里拿着两三个馒头，正在挑黑锅里已经只剩下菜汤的生菜，生菜在深圳大概是最便宜的菜了，但他们也不容易吃到。当时我来深圳还没几天，见了那样的情景我很受刺激，在北方，即使很穷，你也不会看见一群人吃不上菜的情景，因为那个时候，北方还没有出现外地建筑施工单位，我也没见过外地民工。可是，等到了晚上我们去报社加班，恰巧，赶上这个大厦的投资商，一个香港的老板过来视察。一长溜车队，一群人守候在第一辆车前，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个男人，我很近距离看见了那个香港人，一张被酒色浸泡过度的又白又油的脸，红肿又挤压着的鱼泡眼，大肚子溢出腰带，身后簇拥着十几个跟班的人，跑前跑后围着这个死胖子打转。

想着那些个旧事，我们的车子已经在福田区一条我叫不出名字的街道停住了，我跟着他们进了一家茶楼。我还是要多说一句，这是我第一次进单独喝茶的地方，那时候，北方人还没养成不吃饭只喝茶的习惯，那个时候，就是你跟他说外面有单独喝茶的场所他们都会认为是匪夷所思的。

罗绍良走在前面，那个姓汪的客户随后，我跟着他们。小孟不进来，等在车里，这个规矩我还是懂的。转身和小孟招手的瞬间，我明白了小孟给我开车门时的殷勤，我和他的身份是不同的。

我们找了一个拐角坐下了。因为是下午，店堂很冷清。茶楼女老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笑容可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罗绍良显然对这里很熟，笑着和她寒喧，管她叫小桂什么的，叫她把在这存着的台湾洞顶乌龙拿来。两个做茶道的小女孩进来，跪在地上开始布茶道。随着她们优雅娴熟的泡茶动作乌龙茶清沁好闻的味道出来了。

汪老板是浙江人，一年到头南方北方地跑上多少趟，和罗绍良合作多年，这次他在我们这里印刷的是在上海做成的一单生意，之所以在我们这里印刷，还是因为我们给他的价格低，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保证当时国内最上乘的质量，一直以来他很满意。

我听他的口气很平淡，竟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本来他要是很在意地问我，我就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前因后果，可是，我听他话里面的意思，他似乎很以为我所做的一切很平常。我好多的情绪就那样哽在喉头，既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我憋了一会，想说小北今天是我生日的话，却怎么也无法说出来。他冷不丁像刚想起似的，问我，你没有回家过年呀。

像老汪这样的生意我们厂一年内都排满了，连远在北京天津都有大批业务在我们这里做的，可见当时深圳的印刷业在国内多么发达，所以罗绍良光靠一个印刷厂就赚了很多钱。

跟他接触多了，我们渐渐熟络以后，有时侯他还和我开个玩笑什么的，我虽然表现的很随和，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们之间是雇佣关系，是老板和打工妹之间的关系。

这使我很烦恼。我还看不出他准备把我当什么角色对待。如果仅仅是当个跟班的小秘书，喝茶吃饭甚至打牌都带着我好像有点多次一举了。

我决定找个事试一试他对我的态度究竟和别人有没有什么不同。

我要过生日了。有一天我在车上和小孟比岁数时，我故意把我的生日说了出来。我想，如果他完全没有察觉，那我就是自作多情了，我就应该告诫我自己，不要白日做梦，好好地数着你的钱，看看什么时候也跟着周久安炒炒股。但假如，他怎么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