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服于人（2 / 8）

饥荒的年代，到处是贫穷、愤怒。穷困让人丧失了理智，丧失了感情，丧失了良知。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除了那令人绝望的食欲外，一无所有。到处都在演绎悲剧，到处都在挥洒残暴。姥姥打母亲的时候，不一定仅仅出于对母亲的讨厌。更多的是恨，我想。她把母亲假想成了自己的丈夫或是那个会计。她恨丈夫，他什么都不管，一撒手走了，留下年轻的寡妇拉扯三个无能的孩子，房子连个锁都没有，木板门隔开了狗狼隔不了恶人。她恨那个会计，居心不良，生就一副狼狗样，见了女人就露相。她这样恨着，无奈而绝望，把所有的气全泄在了母亲身上。

打累了，骂够了，姥姥才住手。母亲昏了好长时间才慢慢清醒，醒来记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第二天的比赛——这个执著的人啊！她不顾疼痛，找来了破布、针线，擦亮了油灯，坐在下面，一针一线地缝了一个晚上，一双鞋做成了。第二天，一夜未睡的母亲穿着自己做的鞋子去参加了歌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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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野心很大，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野心，她就不会从那个穷山沟里闯出来；如果没有野心，她就不会走过一个又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野心，她就不会撑起一个家，养活两个孩子，供出一个大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出生在四川省最穷的一个县，出生地是那里最穷的一个山沟，在那里，男婚女嫁都由父母包办，到了新婚夜才知道对方什么样子。命断山崖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没人收尸，任狼、狗扒了啃掉。地方穷，人也穷，没办法节育，孩子不断地怀上，女人爬山路，搬石头，背稻子，一切重活干尽仍弄不下胎，便无奈地生下，养着。山沟小，每家都穷，门槛上挤着一群大大小小吊着鼻涕的孩子。生下一个，想送出去都没地方送。少一个好一个，孩子生死都是命。

母亲姊妹三个，一哥一姐，她最小。姥姥家算是孩子最少的人家了。母亲说，姥姥间或吃一种草药，避孕打胎的，药吃下去人就大出血，折腾得死去活来。母亲小时侯住的是石头砌成的房子，四面墙透光，不隔风不挡雨，连山洞都不如。全家五口挤在一张床上，只有一条露着团团絮絮的被子。姥爷在母亲八岁时死了，床上只剩四个人，松散了一些。床头永远放着一个大圆木桶，当厕所用。全家人都在那儿方便，桶满了，几个孩子就抬出去将粪便倒掉，再放回原位。直到我弟弟一岁了，父亲陪母亲回四川老家，这种境况仍没改变。

若不是免费读小学，母亲这辈子恐怕就完了。那四年小学对母亲的启发很大，也对她以后的生活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我直直地站在屋子正中央，面前几根燃着的香，两根同样燃着的红蜡，一堆烧得正旺的纸。我慢慢屈下膝盖，跪在垫了报纸的水泥地上。

忘了自己准备好的心愿，深深磕了一个头，仍想不起来。

我扑在地上，头埋在膝盖上，紧闭者眼睛，过了许久，心里有了一句话：“观音菩萨，保佑我爸妈早点享上清福吧。”

心里念了三次，磕了三个响头。二零零五年的大年初一，我克服了对香火的恐惧。

大年初一，垃圾不扫出门。香灰纸灰堆在墙角，黑糊糊一块。中午的团员饭由家里的男人做，女人围着灶台转了一年，放一天假。通常，这天的午饭父亲一个人做，为了省事，就拌几个凉菜，蒸几块炸好的肉丸子，热几个馒头，一顿饭就好了。母亲难得一天清闲，烧完香就钻到街上的女人堆里了。中午回来，前脚一跨进门，就扯开嗓门：“饭好了没？”

在学校里，母亲学会了唱歌、跳舞、写字，讲卫生——用食盐刷牙。提起读书的日子，母亲总是很憧憬的样子。

我们那女老师可好了，什么都教我们。她让我领大家唱歌，到乡里参加比赛，还说我将来完全可以读大学，当个歌唱家。母亲告诉我说。

也许，母亲的自信就是在那时奠定了基础。

那次，母亲她们要去乡里参加歌唱比赛，她跟姥姥说要给她做双新布鞋，外婆答应了。平日里，母亲没穿过鞋，总是打赤脚，放了学要上山采草药、采蘑菇，拿到集市上卖了钱买铅笔作业本。母亲说从五岁起她就知道赚钱了。这么多年来，她正是用天生的商业头脑致富我们这个家的。

第二天就要比赛了。这天晚上，母亲问姥姥鞋子做好了没有。姥姥正在气头上——村里的会计一心想占这个寡妇的便宜，她不干，会计恼了，就不给她计工分。家里三个孩子还小，一家人的命就指望她那几个工分了——她拽起母亲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墙是石头砌的，一头撞上去就是一个大包。母亲大叫着求饶，姥姥不休，一边骂着“我要你给我念书，撞死你！”一边又把女儿往被子里捂，母亲差点被捂死在那床破棉絮里。

“好了！”父亲满口自信。

菜摆在饭桌上，开了一瓶白酒，四个人，一人一小杯，各自干了。饭桌上话不多，说的尽是父亲做的菜难以下咽之类。母亲却笑眯眯的，吃得挺香，喝得半醉。

母亲已是过五十的人了。如今，父亲为她做一丁点事都会让她很满足。

华儿，以后咱们老了，你就在家给我做饭洗衣服，我出去收破烂儿挣钱养你，天天给你买肉吃。

母亲说，父亲跟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心软了。父亲知道疼她了。岁月和父亲对她的热情慢慢磨掉了她的野心，也许有一天，她会原谅父亲。我是这么想的。